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在阔别中国25年后再次来到中国,见到了许久不见的毛主席。在会谈中,斯诺想起一位曾经护送他到延安的“王牧师”,便向毛主席提出见一面,

  然而,无论他怎么描述,毛主席茫然不知“王牧师”是何许人也,最终还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查清“王牧师”的身份。

  当弄清楚“王牧师”是谁后,毛主席恍然大悟:“此人曾担任过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护送过斯诺,还是抚养过我的三个孩子。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却悄悄隐匿了起来,而我们这些熟人,他谁也不来找,真是个怪人!”

  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祖上做过官、经过商,在上海颇有威望。董健吾的祖母沈氏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从小便在教会里读书,大学时期考入圣约翰大学后专攻神学。

  可这一举动也惹怒了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两人决裂后,他就被开除学籍,赶出了学校。离开学校后,董健吾却并不灰心,继续到上海圣彼得堂担任住持牧师。董健吾不知道的是,他的行为全部被同学浦化人看在眼里。

  不久又将他升为秘书处主任,同时还请他教授自己夫人和孩子学习英语,可知冯玉祥对董健吾的信任。

  然而在1927年,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军队中对人十分不友好,这让董健吾十分反感。

  “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员就好了。”这句话正好被浦化人听到,浦化人十分高兴,决定向董健吾透露自己的身份,并发展其入党。1928年,经过认真地谈话,由浦化人作介绍人,董健吾加入了中国。

  这年年中,蔓延全国,浦化人身份暴露只好化装离开,董健吾因没有暴露则继续留在冯玉祥部队。

  但不久,为了加强对冯玉祥的控制,南京方面派出人手探入冯部,还想要收买董健吾。董健吾不想与那些小人同流合污,厉声拒绝。

  从冯部离开后,董健吾又回到了上海,利用牧师身份,他开始为上海的地下组织获取情报。

  收到命令后,董健吾立刻操办起来,各项手续倒不是最难办的,最困难的其实开办幼稚园的经费。当时互济会只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还要由董健吾自己想办法解决。

  就在幼稚园创办不久后,三个8岁、7岁和3岁的小男孩由组织的人从湖南带到了上海,他们就是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在大同幼稚园这块不大的天地,给了无数烈士子女一个温暖的家。只可惜,这平静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上海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也没能幸免。

  在这之后,特务来大同幼稚园盘查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位保育员凭空消失,董健吾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关于幼稚园孩子们的安排,若有家人的就让家人接走,没有家人的就由党组织统一妥善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无家可归,党组织便决定让董健吾收养。

  董健吾的丈母娘对这两个陌生孩子的到来十分不悦,时常有怨言。浦化人常常到董健吾家中,

  看到这种情况很为两个孩子着急,再加上他认为董健吾的家离法国巡捕房太近,就多次建议将毛岸英兄弟俩换到别处居住。

  一开始,党组织每月供给董健吾30元,领到薪水后,董健吾也常常补贴一些给黄慧英,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后来董健吾失去了固定收入,黄慧英没有生活来源,只能自己揽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让孩子们糊纸盒扎纸花挣钱。

  由于外面动乱不堪,黄慧英心惊肉跳,性情也暴躁起来,时常对毛岸英兄弟俩脸色看。一日,毛岸青又挨了打,毛岸英看到后,一气之下带着弟弟离家出走了。

  在上海街头,毛岸英兄弟俩到处流浪,就像《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样子,除了偷盗之外,他们几乎都遭遇过。

  此时兄弟俩衣衫褴褛,饿得骨瘦如柴,弟弟毛岸青因头部受挫,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董健吾得悉后非常自责。

  张学良很爽快地答应了,也没有追问三个孩子的来历,而直到几十年后他才得知三个孩子中有两个都是毛主席的孩子。

  1936年6月,毛岸英兄弟和董健吾的大公子之子董寿琪,在李杜将军的安排下踏上了去往苏联的路。

  十余年后,毛岸青依然记得董健吾当初的恩情,他在写给董寿琪的信中说道:“在的伤害,在我们最苦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关照,我和岸英至今难忘。”

  在将毛岸英兄弟送走后,董健吾还受宋庆龄的指示将美国记者斯诺送到了解放军,后来又担任过西安事变中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

  “真是个怪人。”其实,董健吾在1949年时曾写信给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但由于一些原因,潘汉年并没有收到。之后,董健吾便向人学了一些推拿技术,从此以私人推拿医术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