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在阔别中国25年后再次来到中国，见到了许久不见的毛主席。在会谈中，斯诺想起一位曾经护送他到延安的“王牧师”，便向毛主席提出见一面，
然而，无论他怎么描述，毛主席茫然不知“王牧师”是何许人也，最终还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查清“王牧师”的身份。
当弄清楚“王牧师”是谁后，毛主席恍然大悟：“此人曾担任过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护送过斯诺，还是抚养过我的三个孩子。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却悄悄隐匿了起来，而我们这些熟人，他谁也不来找，真是个怪人！”
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祖上做过官、经过商，在上海颇有威望。董健吾的祖母沈氏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从小便在教会里读书，大学时期考入圣约翰大学后专攻神学。
可这一举动也惹怒了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两人决裂后，他就被开除学籍，赶出了学校。离开学校后，董健吾却并不灰心，继续到上海圣彼得堂担任住持牧师。董健吾不知道的是，他的行为全部被同学浦化人看在眼里。
不久又将他升为秘书处主任，同时还请他教授自己夫人和孩子学习英语，可知冯玉祥对董健吾的信任。
然而在1927年，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军队中对人十分不友好，这让董健吾十分反感。
“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员就好了。”这句话正好被浦化人听到，浦化人十分高兴，决定向董健吾透露自己的身份，并发展其入党。1928年，经过认真地谈话，由浦化人作介绍人，董健吾加入了中国。
这年年中，蔓延全国，浦化人身份暴露只好化装离开，董健吾因没有暴露则继续留在冯玉祥部队。
但不久，为了加强对冯玉祥的控制，南京方面派出人手探入冯部，还想要收买董健吾。董健吾不想与那些小人同流合污，厉声拒绝。
从冯部离开后，董健吾又回到了上海，利用牧师身份，他开始为上海的地下组织获取情报。
收到命令后，董健吾立刻操办起来，各项手续倒不是最难办的，最困难的其实开办幼稚园的经费。当时互济会只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还要由董健吾自己想办法解决。
就在幼稚园创办不久后，三个8岁、7岁和3岁的小男孩由组织的人从湖南带到了上海，他们就是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在大同幼稚园这块不大的天地，给了无数烈士子女一个温暖的家。只可惜，这平静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上海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也没能幸免。
在这之后，特务来大同幼稚园盘查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位保育员凭空消失，董健吾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关于幼稚园孩子们的安排，若有家人的就让家人接走，没有家人的就由党组织统一妥善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无家可归，党组织便决定让董健吾收养。
董健吾的丈母娘对这两个陌生孩子的到来十分不悦，时常有怨言。浦化人常常到董健吾家中，
看到这种情况很为两个孩子着急，再加上他认为董健吾的家离法国巡捕房太近，就多次建议将毛岸英兄弟俩换到别处居住。
一开始，党组织每月供给董健吾30元，领到薪水后，董健吾也常常补贴一些给黄慧英，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后来董健吾失去了固定收入，黄慧英没有生活来源，只能自己揽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让孩子们糊纸盒扎纸花挣钱。
由于外面动乱不堪，黄慧英心惊肉跳，性情也暴躁起来，时常对毛岸英兄弟俩脸色看。一日，毛岸青又挨了打，毛岸英看到后，一气之下带着弟弟离家出走了。
在上海街头，毛岸英兄弟俩到处流浪，就像《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样子，除了偷盗之外，他们几乎都遭遇过。
此时兄弟俩衣衫褴褛，饿得骨瘦如柴，弟弟毛岸青因头部受挫，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董健吾得悉后非常自责。
张学良很爽快地答应了，也没有追问三个孩子的来历，而直到几十年后他才得知三个孩子中有两个都是毛主席的孩子。
1936年6月，毛岸英兄弟和董健吾的大公子之子董寿琪，在李杜将军的安排下踏上了去往苏联的路。
十余年后，毛岸青依然记得董健吾当初的恩情，他在写给董寿琪的信中说道：“在的伤害，在我们最苦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关照，我和岸英至今难忘。”
在将毛岸英兄弟送走后，董健吾还受宋庆龄的指示将美国记者斯诺送到了解放军，后来又担任过西安事变中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
“真是个怪人。”其实，董健吾在1949年时曾写信给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但由于一些原因，潘汉年并没有收到。之后，董健吾便向人学了一些推拿技术，从此以私人推拿医术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