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纬（Wei Jiang）教授将是历史上首位担任AFA主席的华人学者，也是继著名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任，以及印度央行行长）后第二位担任AFA主席的亚裔学者（2011年当选）。
姜纬（Wei Jiang）教授目前在美国埃默里大学Goizueta商学院担任Asa Griggs Candler讲席教授, 哈佛大学法学院公司治理中心资深研究员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法律和经济学部以及公司金融部研究员。她目前是美国金融研究学会（SFS）主席。2022年之前姜纬（Wei Jiang）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Arthur F. Burns 自由企业竞争讲席教授。
姜纬曾是复旦大学历史上唯一的一届少年班的学员,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师从洪文达教授。在研究生阶段，姜纬曾在“福特班”学习。2001年姜纬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她在埃默里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和加州伯克利哈斯商学院执教多个硕士、MBA/EMBA和博士课程，包括《公司财务》（初级和高级），《公司治理》，《中国商务环境》，《金融实证研究方法》和《计量经济学》，姜纬教授先后七次荣获教学卓越奖。
姜纬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聚焦于机构投资者在企业决策和金融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科技对金融市场和体系的重塑作用。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顶尖经济学、金融学、和法学学术期刊，获得数十项最佳论文和杰出研究者奖。她曾经担任金融领域“三大杂志”之一《金融研究评论》主编、《管理科学》主编和《金融学杂志》副主编,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主管教学)。姜纬教授的研究综述和评论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机构投资者》、和《纽约时报》等。
注：来源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8年对姜纬的专访，新经济学家智库在此基础上略有增删。
“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已然被切割成一个个碎片，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想回到碎片化之前的那个田园牧歌时代，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商学院的副院长，姜纬的生活是异常忙碌的，但她从不允许时间在碎片中迷失，在她看来，生活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把生活过到最为充实，把工作做到最有效率，责任只属于自己。”
“一直到去芝加哥大学攻博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压力。”回望来路，姜纬如是说。
姜纬的父母都是浙江大学教职工，从小耳濡目染，尊师重教。父亲晚饭后就坐下来看书研究，她从小跟着养成了这个习惯。“我的家风就是勤奋努力，好好学习，有空余的时间一定花在学习上”。她是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次次考试班级第一，时间长了父母基本不再干涉她的选择。
自小聪慧成绩好，姜纬没有在应试教育中感到压力，也没浪费时间。她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顺利考入名校；连升两级，免去了漫长的备考和重复的考试。高一那年，根据五科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姜纬进入了复旦的少年班。“我得到中国应试教育所有的益处又避免了它的缺点。”
选择经济学就读则是出于“无知”。作为中学的全能型选手，姜纬兴趣广泛并不偏科，于是选了一门有新鲜感的学科。“经济学的话题和思考方式很有吸引力，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年轻的世界经济系国际化的风格吸引了她，“1985年的年轻人都向往国外，中国人均GDP只有300美元，美国是20，000美元，大家都想知道中国落后在哪里。”
姜纬研究生期间进入复旦大学的“福特班”就读，据他的同班同学徐剑钧回忆：“姜纬教授当时是我们班的课代表，极其聪明。因福特班授课是全英文，教材和老师讲的内容都非常深奥，但姜纬看起来学的非常轻松自如，每当老师课堂提问时，她总是用流利纯正的英语回答的正确无误。有位叫Albert 的教授很喜欢提问，姜纬每次回答都让Albert 满意到极致，几次他激动地念念有词：Wonderful, I want to kiss your feet, I want to kiss your feet ! 并作出似乎要下蹲的动作，大家对姜纬的佩服油然而生。”
（“福特班”：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85年至1996年在人民大学，后来又于1988至1993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一年期的经济学培训班，每班由全国重点高校选拔出来的约50位研究生参加，先后培养了618名学生。因其中用到的外汇支出大部分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简称“福特班”。）
在复旦的生活是轻松而充实的。姜纬在大学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竞争压力，反而对同学们多元的价值取向印象深刻，大家天马行空地讨论问题，每个人都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姜纬对那时复旦的学风很欣赏：“大学就是应该让最聪明的年轻人相互交流、相互碰撞，但又没有体系把人装到固定轨道里。”
她总是最短的时间把功课学到最好，余下时间就看其他学科的书。她比大部分同学小三岁，但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应，和同寝室的同学关系十分融洽，至今联系密切。同学眼中，她是个直率而简单的人，“只要安全感正常，和大家坦然相处 ，就没有处理不好的人际关系。”
姜纬在复旦关系最好的老师是洪文达教授，读硕士期间她每个月都去和洪老师聊聊天，洪老师并不会和她讨论太多具体问题，只是不断提醒她要自省，问她“这个月有什么新想法？上个月你是那么想的，校准过后怎么想呢？”二十多年后，姜纬说，学到的知识忘记了很多，但老师们的关切依然记得，“洪老师一直在提醒我要做一个有目标的人”。1992年姜纬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至1994年留校任教。
当年有人曾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谢希德校长时期的复旦非常自由、宽松，如另一位经济学院校友、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方汉明形容的，“那时的复旦是理想主义的”。对于大学教育，灌输知识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思维能力和视野才能决定人能走多远。
一路走来的好学生并非就没有困惑，学生时代的姜纬顺风顺水，波澜不惊，然而她并未明确感知到自己的使命，没有找到人生目标，对于以后的人生颇有些随遇而安。在这之前，她和所有的同龄精英一样，抓住了眼前最好的就业机会：投行。
当年去投行门槛高、收入高，出于年轻人的虚荣心和对新职业的好奇，姜纬在英国保诚集团（Prudential）工作了三年。和学习功课一样，她对待工作从不马虎，总是把手头的每一件事做到最好。投行的训练塑造了她自律、严谨的工作习惯，“有期限就是有期限，工作一定要按时完成；PPT 、Excel都要一丝不苟，逗号就是逗号，句号就是句号”。
但是她和同事们并不完全一样，她还是跟着兴趣在走，当她发现更大的兴趣时会毫不犹豫地转身。“我在大学毕业时给自己设定的人生底线就是任何理想追求都必须建立在个人经济独立之上。正是如此，我才觉得自己幸运，因为此后在我所做的重要的决策中，包括职业选择，金钱恰恰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她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6届毕业典礼致辞中说道。
投行的工作的确需要智商、情商和创造力，但和学术研究比起来探索周期短，追求的是短期效果，缺少持续关注一个问题的热情。去投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职场三年却促使她发现了自己所钟爱的志业，最终走上学术道路，因为这份工作没有结束期，需要持之以恒地探索。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访问上海，需要招募一名经济学背景的随行翻译，“那年头，在上海滩找一个经济学好、英语也好的年轻人不容易”，鹤立鸡群，姜纬得到了这个机会，这也成为她学术道路的突破口。
在姜纬的回忆中，米勒教授的表达条理分明，她的翻译轻松流畅，愉快的合作令她获益匪浅。短短几天的相处，米勒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助手印象深刻，她专业知识过硬、英语流利，更重要的是思路灵活、理解能力出色，对待细节一丝不苟，这正是一名优秀经济学者所必需的潜质。
于是，姜纬进入了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博士项目之一，成为默顿·米勒的关门弟子，接受了严格的经济学理论与工具训练。芝加哥大学有现代经济学的殿堂级配置，姜纬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评委中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家的言传身教让她逐渐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学者。2001年，她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是什么会让她产生压力呢？采访中，姜纬提到最多的是：原创性研究不是训练出来的。这是她的压力，也是她的动力。“所谓原创性研究，要能够在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文章，必须能够说明一个别人还没有探索过的问题，并且以非常优雅的方式表现出来，挑战性非常高”。姜纬博士毕业以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做助理教授，开始感受到学术圈的压力：既给要求非常高的MBA学生教课，又要不停做原创性研究。
她说不要将学术研究当作一份“自由清闲”的好差事，所有的工作想做好都很辛苦，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每周工作60-70小时，学术研究也一样。这种压力在她身上大概持续了4到5年的时间，直到她找到自己的节奏，适应了高强度的学术生活。
学术研究是思考者的本位，如果没有这样的偏好和禀赋就不应当从事这份职业。她觉得东亚社会总是把博士学历当作一种社会资本，常常造成资源错配。但博士不应是其他职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追求权力的人、追求高资本回报率的人没有必要读博士，因为读博士的五六年如果用来发展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可能效率更高。她也奉劝那些从小就是学霸的好学生不要跟着惯性就去读博士，而是停下来想想自己真正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再选择。
“培训机构可以把学生训练成托福高分，但没有任何学校的任何训练可以保证培养出好的学者。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没有一个训练班可以给训练出来，就好像脱离学校之后没有一个网可以罩着你，人就突然放在一个自由空气里面发展，有些人能出来，有些人出不来。”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姜纬直言不讳地批评不少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不足。她曾让学生帮她校对文章，但是学生甚至连最基本的拼写错误都没有指出来，并不是学生的能力不行或者态度不认真，而是他们没有质疑的习惯，更不敢批评自己的导师。她认为中国大学的课堂需要更多的互动，教师不能把学生当成灌输知识的对象，而是讨论问题的同伴，这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是非常高的要求。
虽然姜纬的发展一直都走在快车道上，但却并没有任何急躁的心态试图弯道超车。她走得很快，也走得很稳。耐人寻味的是，复旦当年的训练并算不上系统严格，但那一时期的经院毕业生中却出了一批在北美学术界扬名的优秀学者。和姜纬一样，他们刚到海外时都会经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但是一旦找对路子便很快取得成就，“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后马上开始训练就行，能进复旦的人都不缺智商。”姜纬如此说道。
教育给人思考的框架，经济学给人常识。她在毕业致辞中的结尾总结道：“作为一名公民，作为一个决策者，请牢记在技术的选择上，在制度的设计上需要包含尽可能的多数，寻求最大面的共赢。学习经济学并不能帮助你预测来，也不能帮助你选择股票，经济学家在预测人民币该涨还是跌上的准确率与随机选择无异。但经济学最大的用处是教会你抵御那些无视经济学基本规律的思潮和建议，只要你们牢记这一点就可以避免最不该犯的决策错误。”
姜纬相信经济学原理是从人的本性发展出来的，在最根本的层面具有普遍适用性。在现实环境中有各异的表现是因为理论模型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而现实从来就不是按照理论前提被设定好的，因此“理论失灵”根本上是个伪命题。没有失灵的理论，只有没被透彻分析的现实条件。经济学也从不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结论可以是错的，但定理却是对的，因为它遵循的是逻辑。
姜纬举了一个与袁志刚教授的对话的例子。她谈到一个美国的社会现象，对方马上举出一个可以用同样原理解释的中国的现象，反过来袁教授提出一个中国的例子，她马上可以举出一个美国的例子。例如美国贫民社区的逆经济周期现象，就可以为中国目前的城乡问题提供很好的解释。当美国的经济周期好的时候贫民区就特别萧条，经济周期差的时候贫民区会相对繁荣，这是因为贫民区中最优秀的人是大城市的边缘劳动力，经济好的时候他们离开贫民区到大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贫民区失去了自己社区领袖，变得更加衰落。相反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城市吸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这些人回到自己的社区，为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活力。这一现象与中国城市繁荣、乡村衰败的现实相映成趣。
她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对女性还存在一种非常刻板的印象和期望，态度上的不平等根深蒂固，潜意识中的刻板印象充斥我们的日常语言。例如，碰到每一个职业女性都会强调女性标签，如果她是法官，就得称她美女法官，如果她是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女司机是马路杀手。在她看来，这是对女性专业人士的不尊重，也在潜意识中将女性放到了依附地位。
体现在女性的婚嫁问题上更为明显。在进大学之前，父母给她们的教育是女孩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做学霸，一定要考好大学。但是如果大学毕业后这个女生还没有男朋友的话，全社会就开始称之为剩女，25岁的女生如果还是单身的话，所有人见到她第一面就是怎么解决个人问题，她个人的追求反而变成了次要。“女生到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年纪，恰恰没有人关心她个人目标是什么，而是关心她什么时候可以找到男朋友结婚，这种文化氛围对女生是很大的打击，如果内心不够强大，整天就被当做一个剩女而受到社会观念的强迫，很多女性很难完全释放她对工作的热情。”
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婚恋市场上女性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市场价值不够高。姜纬提到了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价值观，即使在观念非常解放的都市情感剧中，男性向女性求爱的时候说的都是“我会好好照顾你”，遇到难题都是“我养你一辈子”。在姜纬看来，这是一种荒谬的传统思维，“如果两个人是同龄的，又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本，为什么要一方好好照顾你？好像男性应该包办女性一辈子。要照顾也是相互照顾！”在她看来，任何没有尊重女性自由理性选择的做法都缺少合法性，“应该说我会一直支持你的目标。如果目标是做家庭主妇，我支持；如果目标是做女教授，我也支持，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在她看来，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要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我们尊重女性的自主选择。姜纬提到自己去年作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典礼演讲嘉宾的经历，她发现台上学术委员会坐着的十余名教授全是男性，这令她震惊。接受文凭的学生有55%是女生，但是却从100%男性的学术委员会那儿接受文凭。“这无异于给55%女学生一个错误的信号，说这条路不属于你。”
这样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直截了当的批评发人深省。但是姜纬也强调，这种权衡不意味着降低标准，不是说80分的录取线分的女性拉上去。而是说，在所有合格的人中，有没有意识到男性的话语权是占优的，因此需要给女性留出空间，在男性占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再想一下、再看一眼，有没有顾及到性别均衡。在最糟的情况下，就算男性普遍比女性跑得快，但是跑得最快的女性还是比99%的男性都跑得快，所以要尊重她的禀赋和发展权利。“因为性别歧视让最优秀的女性没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就是资源错配，这是不需要用任何模型就能明白的道理。”
总结姜纬的成功，安全感和好奇心是关键。游走在两者之间的，是她关于自由、竞争和人生意义的思考。
她善于借助习惯的力量为自己营造安全感，这份安全感并非一劳永逸的自我保护，而是一种不断精进的自我砥砺。因为要“安全”，所以要投入、要专注，要将危险的诱惑、干扰屏蔽，总是在一路的竞争中让自己成为最高效的和卓越的。竞争压力在姜纬的经历中显然有着更多积极作用。她认为竞争会解决普遍的担忧，每一代人都有前1%的人会在他们的身上克服时代的弊病。
她的选择折射出国内外社会心理的微妙差异，每次短暂的国内之旅都让她乐于接受，但是时间长了，话题会变成住什么房子、小孩上什么学、假期去哪儿度假。“我不想和别人比，别人强迫你和他们比，这是在挑战我的安全感。”
她相信，真正的学者会有很强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基于对自己知识取向的自信，对自己独立思考的认同。这时她会提到自己的导师默顿·米勒，姜纬说他天生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成为一个学者，在生活中脑中永远在问一个为什么。好的学者，终身学习于他们是内在需求。
好奇心则是创造力的源泉，终身学习的动力，能平衡学术规范和知识趣味，使二十多年的学者生涯不至厌倦。她不愿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斋学者，她的研究并非沿袭着固定的路径展开。相反她是一个相当接地气的人，时时接受现实的刺激、启发，能从社会热点中发现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工作与家庭之外很难有别的内容，有空的时候就思考好奇的问题。”
姜纬甚至可以从看过的电影和杂志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她曾从《纽约客》（The NewYorker）杂志一篇关于黑石集团（Theblackstone group）的报道中获得启发，写出了出色的学术文章。《纽约客》的报道描述了黑石集团通过低价收购低估值公司，改造后上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有一天黑石发现自己成功的方式无法继续下去：因为它在市场上如此有效，意味一旦有一个低估值的公司就会被黑石公司发现并收购，那么所有的公司知道世界上有黑石这个公司存在的情况下就不会被低估。这造成了黑石集团因为自己太过成功而无法一直延续自己的成功的悖论。这个有趣的商业现象在姜纬眼中成为了极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她用数理模型诠释了这一有趣的现象：市场了解到一家公司的成功而使得市场的价格做出调整以至于不能继续成功。“学术问题不是读文献读出来的，而是观察到世界上的某件事情，比平常人多想一步，想通了，用理论模型表达出来而已”。
在哥大的课堂，姜纬时时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学生的压力，“我一说什么，他们就在底下Google，一旦我说的与事实情况不符，他们就会质疑我。年轻人的注意力半径比较短，教师必须又丰富又有趣，不停拉回他们的注意力”。处在信息时代，既是最好，也是最坏。只是在一个信息负载时代，独立思考能力变得更加稀有。是什么决定了一代人能走多远？姜纬认为这不是智商、情商等静态指标能定义的。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还自嘲下棋赢不了六岁小孩，乐高积木没有图纸根本搭不起来。“最重要的认知能力，是确定目标后设定路径的能力 。”
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已然被切割成一个个碎片，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想回到碎片化之前的那个田园牧歌时代，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商学院的副院长，姜纬的生活是异常忙碌的，但她从不允许时间在碎片中迷失，在她看来，生活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把生活过到最为充实，把工作做到最有效率，责任只属于自己。
乔治城大学计算机教授Carl Newport在新书《Deep Work》中提倡养成适合自己的工作节奏。节奏最有用之处就是自动克服拖延症，并把对工作的焦虑化解为一连串固定流程，不再需要耗费心理能量去启动。姜纬深谙此道，她并不把繁忙视作压力，而是将工作和家庭作为相互放松的部分，她的办法就是“零预热”进入工作状态，告别慢热、拖延和分神，总是全情投入眼前的每一件事。
谈到今后的生活，姜纬不觉得有什么值得焦虑的，她想做的只是不停地学习。就像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彭特兰说的：最有创新能力的那些人，在观念的溪流中自由徜徉，每获得一个新观念，就把它置入思想的溪流中，与其他人交融、碰撞、验证、证伪，生发出新观念。
世事纷乱，精进不已，学而为己，君子不器。姜纬行走在好奇心和安全感之间，在漫长的人生马拉松中，渐渐把停止学习的竞争者甩在身后，一骑绝尘。
当我收到母校的邀请来做毕业典礼主题演讲的时候, 我的兴奋和荣耀感并不亚于1985年收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一员,我和在座的各位老师们一起分享把新一批毕业生送上人生新旅途的快乐。古人说:“桃李满天下, 何用堂前更种花。”今天是我们喜庆的日子。
而对于各位敬爱的家长，我想说的是：恭喜你们把孩子培养成成功上进的青年。同为人父母,我深感在把孩子养大的历程中,每一天都很漫长, 但每一年都很短暂。作为家长, 我们被赋予帮助下一代独立成人的责任，而取得的回报是目睹他们从破壳到飞翔的喜悦。今天是你们接受祝贺的日子, 也是你们在孩子的驾驶舱的执照过期的日子。从现在开始，请你们放手让下一代独自飞行。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毕业演讲邀请，出于好奇心我用谷歌搜索前人的毕业演讲，看看有哪些是最贴切的话题。从搜索结果来看，此类演讲的话题非常集中，基本不外乎三种：一是成功秘笈学，演讲人向听众传授如何复制他的成功。二是使命激励论，演讲人鼓舞听众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三是人生哲学，演讲人总结毕业以来，通常是二十多年中领悟的人生哲理。我无意免俗，也想谈谈这三个话题，但希望能够做到旧瓶装新酒，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我们先来谈成功—相信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目标。成功复制秘笈一直是畅销书榜上的永久话题。在成功周期越来越短的今天，复制成功的承诺也可以被更加轻易的许下。很多新书的题目都类似于“三十岁前成功必须做的11件事”或者是“一分钟内变成经理”。如果谁在商学院开一门“三年内从创业到独角兽”（也就是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募公司),那教室一定是座无虚席。我相信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最清醒的一族。经济学的最基本前提是稀缺性。成功的本质是稀缺的，稀缺的本质正是进入壁垒。如果成功可以复制，那就意味着没有进入壁垒，于是就会不再稀缺。而如果没有稀缺性，那么边际价值就变成了零，这样的成功不会令你我心驰神往。因此，我无法向经济学人传授如何取得成功。但我可以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看待成功，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反而被讨论得不多。
经济学分析通常从假设开始，我们假设你成功了，你会如何解剖你的成功？事实上，在这个起点上我们不需要假设，因为你们是不折不扣的成功者。我来自浙江, 去年全省28万学子参加高考，只有考分最高的万分之八的学生获得可进入复旦的资格。也就是说, 你们曾经为了一个胜算不到千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孜孜不倦努力十余载。所以你们永远不要因为希望渺小而放弃。到目前为止，你们是同龄人中的极端成功者。如果你反思一下你为什么成功, 你会如何做答? 大家的答案不外乎是能力，努力, 和运气，只是每个人对三者加以的权数不同而已。心理学家的在世界各地调查普遍发现很少有人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运气。但是我想说的是, 事实上，你到目前为止的成功都可以归结于你拥有的某些优越条件,或者说某种运气。
在你们这个年龄,我曾经毫不犹豫地认为,我自己100% 靠实力进了复旦的大门,然后靠实力入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想的。那么, 我们杀出重围进入名校的实力是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是两项: 一是吸收抽象知识的能力, 二是世界一流的刷题技术。于是我意识到,生逢其时其地是多大的幸运。往远的说，在上古狩猎采集的年代, 我们的刷题绝技远不如身手矫健来的重要。往近的说，即使在同一年代，若是我在美国长大，以同样的学习成绩恐怕无法被注重整体能力指标的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院录取。在2015年,全美国有8名棒球投手具有把球仍出每小时100英哩（或161公里）以上速度的绝技,他们是明星,万人迷,年收入在2,000 至4,000万美元之间。同样的人才若是生在美式棒球不流行的国度和年代（比如说中国1953-83年美式棒球被禁的年代），就很可能只是一个路人甲。所以当你觉得自己能力超群的时候, 也要同时认识到你所具备的能力恰好在当今当地具有很高的市场赋值。这就是你享受的优越条件，或是运气。
在你们这个年龄，我也还曾经毫不犹豫地相信我的实力100%来自努力。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会有同样的想法。后来我开始反思, 我为什么比常人努力? 促成我反思的是一段小插曲。15年前刚到纽约时,我发现新潮白领阶层的标识之一就是穿着露露柠檬，拎着印着鼓舞人心的话语的袋子，比如“每天做一件让自己惊讶的事情”，在去瑜伽馆的路上，或是刚从那儿回来。作为新来追潮者，我也把自己装扮成那个样子报了瑜伽班。不过我很快发现, 我是班上最差的那10% 的学生。于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做学渣的感觉，脑海里泛起那些古训, 比如笨鸟先飞,磨杵成针, 但都无法激发我努力提高的意愿。我退出了这场竞争，虽然在休闲时间我还是常常把自己装扮成貌似在去瑜伽馆的路上，或是刚从那儿回来，但瑜伽只是一场自己对自己的友谊赛。然后我问我自己，我是一个天生努力的人吗？答案可以是“是”也可以是“不是”。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个人比常人更努力只会有两个原因：一是努力的边际收益高于寻常，也就是说你特别在意努力预期会带来的成果，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进心。二是努力的边际成本低于常人，这是因为个人爱好和能力正好与工作性质匹配良好，于是不容易疲乏厌倦。我之所以持久地努力着, 是因为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努力时不时产生阶段性成果，而这些阶段性成果在关键的时刻都得到了赞许, 欣赏和回报, 让我保持着上进心，为我继续努力加油充电。在座的各位都是努力上进青年的代表,但如果你们都是和我一样的凡人,那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能够长时间无条件努力的,我们都在无时不刻地寻求正能量，而正是依靠这些正能量的反馈我们才得以继续努力。如果你进入这样一种正反馈过程，那你又拥有了一项有利条件。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才能和努力并不能确保一条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采取依据才华和成就而非家世提拔人才的国家，远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实行这样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一直到17世纪启蒙运动才传播到欧洲。才能和努力只有在选贤举能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发挥作用，让人们依此上位晋阶。目前这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成功。一方面，我们要珍惜并极力维护这种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成功所需要的才能和努力不仅是美德，也是禀赋。
认识到成功中的禀赋要素，你会对成功所带来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把成功基本归功于个人美德这一说法有不同的理解。因为这些有利条件,你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顶尖学府,并且即将步入社会。有人将你们这样的群体称为专业人士或是白领金领, 也有人用中上产阶级这个词, 而我想用的是“优渥群体”。优渥一词,源自《诗·小雅》：“益之以霡霖，既优既渥”。意为境遇优越,如雨水充足。
我恳请大家原谅我在此次演讲中夹入唯一一个英语单词。英语中与优渥对应的词则是“privileged”。大多数中文出版物将privileged翻译成特权者，这是一种可以原谅的误解。虽然和我们通常理解的特权性质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妨把特权解释为特殊的优越处境和条件。那么,优渥群体有哪些特权？我可以列出一长串，最重要的包括：
第一, 有一份事业是你们的计划而不是梦想。也许你对此觉得理所当然，但相对于整个群体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特权。
第二, 世界上的消费品制造商和服务商都在追逐迎合以及引导你们的意愿，从苹果到滴滴出行,它们想方设法知道你们的消费偏好。你的各种模糊愿望已经物化为某个产品或是移动应用程序。甚至古老的大机构都在改变内部规则以迎合“世纪一代”雇员的工作态度和风格。这也是你的特权。
第三, 你们在很大程度上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你们知道健康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差异，如果愿意，你们可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请牢记这一特权，不管人生多么匆忙，不管成功将你带往何处，都别忘了多陪家人, 还有多吃绿叶蔬菜。
最重要的是,社会会倾听你们的呼声，如果你们中的一员遭遇不幸，尤其是如果涉及可能的不公对待的话,这会在一夜之间成为重大新闻。这是你最重要的特权：作为社会上最具良好教育的群体，你们的言行, 你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很快就会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如果你们希望社会进步, 请按照你期待向往的价值观生活, 而不是去迎合固化现有的思潮。
我们谈完了成功学，接下来就是使命论。希望你们可以好好享受所拥有的优越条件，同时也更希望你们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第一，既然你有幸获得成功，那么成功同时也要求你更加努力。我年青时曾以为努力工作是为了将来可以摆脱需要努力工作的束缚。而今天的事实是努力工作为给你带来的是需要你更努力去争取的机会。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内曼曾做过一个研究提问，什么样的人很少有时间享受常人之快乐，而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必须解决之问题上并因此而压力重重？答案是“成功人士”！这和100多年前《唐顿庄园》的年代，楼下劳作楼上悠闲的情况正好相反。所以选贤举能的制度也是能者多劳的制度。当你们被赋予更重要的工作和责任的时候请坦然处之，因为这不仅是取得成功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成功给你的奖励。
第二，如果我们坚持选贤举能的基本制度,那结果必然是不均等的。均等结果是一种美好愿望，但历史上所有以寻求绝对均等为目标的努力和尝试无一不以惨败而告终。我们可以放弃均等，但要永远坚持平等，也就是人和人在人格上和法规前的平等，和追求个人繁荣的权利的平等。当你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请不要进一步将有利条件转化为超越规则的特权。2009年,一位加里福尼亚州的亿万富翁在田纳西州孟非斯市医院进行了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这位富翁不辞远行,是因为捐赠脏器移植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严格而透明的过程，每一副捐赠脏器的来源和去向都是公开信息, 有据可查。加州等待移植的队是全国最长的,田纳西州的队最短。法规并不阻止人们多处排队,但要求是接受移植者必须证明有在接到通知后6小时内到达医院报到的能力。这事实上给了私人飞机阶层在全国排队的特权。这位亿万富翁在接受手术的时候仅有几个星期的预期寿命，但他仰仗他的有利条件赢得了两年多的生命延续，并在这其间发明了人见人爱的ipad。这位富翁就是乔布斯。他享用他的有利条件而延续生命带来了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发明,而在伦理上是有争议的。但在我看来这一体制和乔布斯的个人行为至少捍卫了特权阶层不越规的底线。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 选贤举能的社会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做到了相对的平等, 但并没有带来人才形成上的平等。人才的形成和个人成长过程中享受的家庭熏陶，教育资源和社会人脉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在你们这一代身上远强于我们这一代。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15年间, 大陆中国学生的群体在人数上迅猛增长的同时却在构成上日趋单一，从社会各阶层的大拼盘变成基本单一的城市中上产俱乐部。这个挑战是世界性的。过去十年间, 美国总体收入增长的近半的被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领。如今，社会各界达成的共识是，改变如此缺乏包容的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 更是一个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那么，如何实现包容多数的共享式经济增长? 一是拥抱打破固有壁垒的技术，二是靠制度的设计和执行。科技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是将社会阶层扁平化的最有效工具，信息的共享打破了原有财富和权威的垄断。比如，时钟是17世纪中叶发明的，但一直到两百年后才成为中产阶级的家居用品。而智能手机在发明后不到五年之内就全面普及。并且，智能手机对低收入国家民众生活的改变远远超过高收入国家。在电信交通金融基础设施极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通过手机了解市场信息，实现交易结算，享受基本的银行服务，并且绕过原有体制中腐败性的盘剥。通过手机技术为低收入人口提供私人汇款和支付带来的实际收益远远超过慈善援助。所以像小米和InnJoo这样的将智能手机在短时期内将成本降至大众水平的公司，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和商业性的，更是对社会共容式发展的极大贡献。
人们常说, 教育资源的不公分配是导致未来不公平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 颠覆性的创新技术让教育资源也可以实现极大程度的非排它共享。比如, 我在芝加哥大学时曾有幸上了布斯商学院考克伦教授的《资产定价理论》一课。如今他的这门“镇校”之课成了慕课公开课，全世界的金融学术爱好者都可以从世界上最棒的老师那儿聆听教诲。
依托技术进步，优渥阶层在制度设计和维护上有着不可脱卸的责任。学习金融的人都知道，如果仅少数人在证券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反而不利于利益的最大化，包括这少数人的长久利益。比如说，信息先知现象如果过于突出,整个金融交易市场就可能会萎缩，以至于有绝对优势的人也无法获取大幅度的收益。这就是1932年前美国股票市场面临的问题。1933年美国迎来了证监会和第一部《证券交易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限制少数投资者利用非公开信息获利。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法》后来成为许多其它国家证券市场管制的范本。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第一届证监会主席，约瑟夫·肯尼迪，恰恰是一个在前十多年通过内幕交易和价格操纵大获其利的银行家，而他在证监会的开创性工作名垂青史。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对自己的优势做出的严格的约束，貌似牺牲了短期利益，但从此各路资本涌入，美国证券市场成为全世界的领头羊。市场的流动性和基本的公平理性让大众可以把这一市场作为理财投资和为退休储蓄的最重要途径。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依然是最成功的金融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但只有共赢才能长久。
所以各位作为一名公民，作为一个决策者，请牢记在技术的选择上，在制度的设计上需要包含尽可能的多数，寻求最大面的共赢。学习经济学并不能帮助你预测未来，也不能帮助你选择股票，经济学家在预测人民币该涨还是跌上的准确率与随机选择无异。但经济学最大的用处是教会你抵御那些无视经济学基本规律的思潮和建议，只要你们牢记这一点就可以避免最不该犯的决策错误。
最后我想说，请大家为成功确立一个自己的定义。成功的目标越是多元化，我们越是可能有更多的人生赢家。经济学教育我们理性行为是达到效用极大化，而效用是由我们自己定义的。我不会说金钱不重要，因为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上，我在大学毕业时给自己设定的人生底线就是任何理想追求都必须建立在个人经济独立之上。正是如此，我才觉得自己幸运，因为此后在我所做的重要的决策中，包括职业选择，金钱恰恰都不是决定性因素。我相信，你们也都会拥有这样的幸运，来设计自己的成功。
姜纬教授对这一问题的三点建议：第一，你所做的研究一定是你观察这个世界所形成的一些想法。多去关注周围发生了什么，尤其是金融市场，针对你感兴趣的话题，不妨在脑中做一下想象当中的回归。或许此时的想法还不够精确，但这确实是一个“起点”。第二，一定要进行非常广泛的阅读。阅读范围不光包括学术论文、其他学术著作、财经类型的杂志期刊，甚至包括与财经完全无关的内容，比如文学。第三点，你要争取成为某一个问题的专家。作为一名研究者，必需能够表达一些前人还没有表达过的想法，或者做出一些前人还没有做过的发现。若不成为相关方面的专家，则很难达到理想的境界。
（1）通过阅读文献获取灵感。把相同的思路应用于不同的数据库、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研究者将面临较大的竞争。做类似研究必需要“快”，要足够精细，还可能需要一点运气。
（2）从阅读《华尔街日报》中获取灵感。从报刊中获取的信息更多也更快速，但基于“流行观点”的选题容易“撞车”，同样存在竞争性。可在研究思路上另辟蹊径——尝试让思路“转弯”。
（3）休闲阅读同样有助于获取灵感。研究工作是严肃而枯燥的，在研究中做一些休闲阅读其实很有必要，无需负罪感。姜纬老师阅读广泛，包括在慢跑时听书，在图书馆随意翻看……她表示在放松状态下很可能会灵感涌现。
一般而言，从工作论文到期刊发表会分为四种情形：第一种是“一投一个准”，第二种是“总有一本期刊能够接受”，第三种是“需要一点好运气才能投中”，第四种是“被编辑错误地接受”，换言之就是“误打误撞”。你会是哪一种？姜老师毫不讳言地表示，大部分投稿情况属于第三种，在此前提下，她给出一条总体的建议：期刊投稿类似资产组合，要结合目标与风险综合考虑。既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也要选择一些安全资产。既要有作为终极目标的TOP期刊，也要有能稳定投中的期刊。作为学术行业的起步者，应注重“短期的安全性与流动性”。
投稿初期阶段的论文基本上是在前人发表过的论文基础上，通过进行一定的拓展，补充与调整，“一块砖一块砖拼起来的”。这当然是比较具有普适性的策略，经常被一般研究者所采用，但也面临较大的同质化竞争。
姜纬教授指出，虽然短期内论文发表会取决于一些简易的信号，也允许研究者相应地采取一定的策略，但长期来看，一位合格研究者的学术声誉将最终取决于其论文的质量。
通过对SSRN工作论文网站数据库、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工具的运用，姜纬教授及其合作者对研究论文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发现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有：论文相似度，论文类型，是否含有新话题，数据库使用个数，作者声誉，作者所在机构声誉等。提高上述指标均可以增加发表概率。姜纬教授特别指出，创新非常重要，它决定论文能否最终发表，但创新必须建立在大家十分熟悉的框架和十分熟悉的语境下，这就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多地通过阅读文献来把握。对于学术行业的起步者而言，工作论文的文章类型最好能被归类到特定的、可以被识别的金融领域范围内。另外参与一些好的学术会议也可以提高论文发表的可能性。
论文合作者之间是长期合作的关系，包含很大的承诺，一定要谨慎对待，务必做好尽职调查。合作开始前，双方事先要协调和明确一些基本的权利条款，尽量把可能出现的情况预想到并沟通清楚。合作开始后，则一切决定就要以合作项目的利益最大化为优先。作为年轻学者，尽量与更多的而非固定的一位资深学者合作。■
参考文献：［1］经济学院校友姜纬教授将获任AFA主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众号［2］人物 姜纬：漫步在好奇心与安全感之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众号［3］徐剑钧 同学姜纬，中美经济学人公众号［4］十载“福特班”和它启蒙的市场经济学：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澎湃新闻［5］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姜纬校友:优渥阶层的成功解读，第一财经［6］哥伦比亚大学姜纬教授线上讲座系列（一）：从想法到研究问题与设计，上财金融学院公众号［7］哥伦比亚大学姜纬教授线上讲座系列（二）：从工作论文到期刊发表，上财金融学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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